博鳌热议中国创新“新变化”，国际竞争转向水平型分工

回望过去五年，中国GDP从110万亿元到140万亿元，呈现出年均5.4%的坚韧增长曲线。2025年，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经济体一年的经济总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达到30%左右。

经济发展中的新亮点、新动能也在显现。深度求索（DeepSeek）的开源模型一鸣惊人，泡泡玛特的潮玩被各国年轻人抢购，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国第一……

步入“十五五”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呈现出怎样的新特征？又该如何实现突破创新？3月24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中国经济展望：聚焦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上，多位重磅嘉宾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黄益平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创新不只关乎绿色或AI，它贯穿经济发展全过程，既要提升效率，也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例如，在快消领域涌现出一批新兴品牌，大多源自本土。它们的定价不再低于国际品牌，开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新赛道。

（“中国经济展望：聚焦高质量发展”分论坛现场。摄影/第一财经记者王方然）

热议创新“新变化”

2026年，中国迎来一个区间式经济增长目标：4.5%～5%。此前，在2016年、2019年，中国也曾设置过区间式的增速目标。今年是中国GDP增速目标首次进入5%以下。这一细微变化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在此次分论坛上，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认为，这是考虑到经济发展潜能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实际状况而制定的目标。只要国际环境不出现太大的不可预期事件，中国经济增长达到4.5%甚至5%完全有可能，如果各方面工作做得好，甚至可能高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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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持4.5%到5%之间的增长，每年同样可以为世界贡献30%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会有利于全世界。”林毅夫说。

林毅夫认为，从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人才优势、市场规模和完整的产业门类等因素判断，中国在2035年前每年有8%的经济增长潜力。但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发达国家经济普遍未能恢复，加之当前去全球化趋势和地缘政治冲突，外部环境并不理想，潜力不能得到完全发挥。

黄益平补充称，这一过程并非全力以赴追求短期增长，更重要的是进行改革创新。尤其是通用性技术革命，如人工智能的创新。如果做得好，未来不仅能够平稳实现4.5%～5%的增长，甚至有望更高。

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与会专家提到的一个高频关键词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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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江小娟认为，过去很多阶段，强调新的增长点放在与创新相关的新产业上，而“十五五”期间的一个重要转变，是将更多注意力投向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创新提升存量的产出与竞争力。既要关注新创产业，也要重视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林毅夫强调，创新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按照各地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推进。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创新，企业在市场上会更具竞争力，从而为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奠定必要基础。

林毅夫进一步解释称，依托比较优势的创新很有竞争力，能够加快经济发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时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无需依赖政府保护，政府也因此可以将更多财政资源用于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的投资，以及用于再分配领域。

此外，权威股票配资，多空杠杆，炒股配资杠杆，平台排名针对内卷问题，林毅夫指出，内卷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经济发展需要依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持续升级、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在此过程中，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不断出现。当一个新产业形成时，自然会吸引大量投资进入，随之而来的竞争便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内卷。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比如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产业兴起时，美国及其他国家都曾出现大量投资涌入、竞争加剧的情形。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如果因为担心内卷而试图规避，就只能依靠计划来精准控制投资，但这样一来经济就会失去竞争力。

国际竞争将发生哪些改变

中国新产业迅速发展，外贸结构也悄然焕新，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异军突起。

江小涓认为，“十五五”期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将由原来的互补型分工全面转向水平型分工，即双方在同样的产品品质和技术层次上进行国际分工，关系从互补转向竞争。这一转变会带来竞争者的感受变化，下一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从开放中得益的产业和企业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水平型竞争”逐步出现，世界也将寻求新的解决路径。林毅夫指出，随着中国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中国必然会在某些领域进入原本由发达国家占据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产生竞争。面对这种竞争，发达国家可以借鉴东亚经验。二战以后，日本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逐步转向电子加工业，当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发展电子加工业，形成竞争时，日本并未在原有赛道上僵持，而是转向装备制造业乃至芯片制造产业，实现生产力跃升，同时将失去竞争力的产业转移至亚洲其他地区，既创造了新的利润来源，也为自身发展开拓了更大市场。这一经验表明，面对竞争，关键在于通过产业升级开辟新空间，而非固守原有领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则从发展模式的角度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开源式的现代化，各国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合的模式。

他强调，这与过去西方一些国家在自身发展起来后往往抽掉“梯子”、垄断发展机会不同，中国选择的是在自己发展起来后，把梯子伸出去，允许、鼓励并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实现发展。以“一带一路”为例，中国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当地国家建设体育馆、医院、公路、桥梁等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实践来看，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有着本质区别。如果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完全有望实现世界经济更加均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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